黃河，這條源自巴顏喀拉山脈的涓涓清流，一路歡歌一路向前，過川甘，經寧蒙，汲天地之精華，取日月之豐神，在闖過數十處雄灘險隘之后，變作一條浩蕩黃龍，轟隆隆地穿進晉陜大峽谷。在炎黃子孫駕馭舟楫從事河運的數千年以來，這里一直被稱為“黃金水道”。

磧口，就位于這條“黃金水道”的中段，西通秦蜀，北達包頭，是連結西北的樞紐。磧口東南二百米處，黃河與湫水河在此交匯，波翻浪滾，水煙空濛，這里即是黃河“二磧”所在，是黃河在山西境內僅次于壺口的大磧。

古鎮磧口的興隆首先得益于二磧，這里有黃河和湫水的共同恩賜。明季以降，那一條條滿載西北糧食、油料、食鹽、皮毛、藥材的大木船在到達磧口時，畏于二磧的驚濤駭浪，船家不得不靠岸泊船，或找當地“老艄”掌舵過磧，或干脆就地卸貨，以比較低廉的價格賣給當地商家。長此以往，磧口，這個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商埠就漸次形成了。

磧口原先并不稱為“鎮”。被稱為“鎮”的地方實際在磧口以北二三里地的侯臺。最早的磧口只是作為一個“純粹”的碼頭而存在，然而，作為一個水旱碼頭，磧口在北方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卻毋庸置疑。

民國六年《臨縣志》記載：“磧口鎮，臨縣之門戶也。縣境萬山羅列，惟湫水由磧口達河。磧口雖無津度，而沿河津渡十三處，必須取道于此。”

其實，豈止是本縣境內十三津度必須“取道于此”，在那個陸路交通欠發達的年代，從陜西到內蒙古，再到青海、甘肅、寧夏，沿河津渡上百處，大批貨物要南下再東去，磧口也都是必經之地。

據民國六年《臨縣志》載：“磧口鎮，東行十里日樊家溝，又東三十里日南溝鎮，與離界牙錯。又東三十里曰梁家岔，為磧口東通離石孔道。”那時陸路運輸靠的是驢騾和駱駝。成百上千的驢騾和駱駝經離石，過吳城，到達汾州府后，或向南或向東，即可穿行大半個中國。如此，磧口，以其百川歸海、淵渟岳峙的氣度，自然成為一座承東啟西的商埠重地。

那么，磧口又是何時被稱為“鎮”的呢？民國六年《臨縣志》記載道：“磧口古無鎮市之名，自清乾隆年間，河水汜溢，沖沒縣川南區之侯臺鎮、并黃河東岸之曲峪鎮，兩鎮商民漸移居積于磧口，至道光初元，商務發達，遂稱水陸小埠。”又乾隆二十年《重修黑龍廟碑記》云，其時磧口“境接秦晉，地臨河干，為商旅往來舟楫上下之要津也。比年人煙輻輳，貨物山積”。也就在此時，民間就有了“馱不完的磧口，填不滿的吳城”之說。

“人煙輻輳，貨物山積”是怎樣一幅情景呢？可以想象，那時的磧口碼頭，每日里一定是船筏如云，人頭攢集，北路貨要此處從船上卸下運往貨棧，南路貨要從貨棧運來裝到船上。南路貨大都是布匹、綢緞、工藝品、日用雜貨，加上本地產的瓷鐵、煤炭等等，都要從磧口運過河去，再由驢、騾、駱駝運載，輸往西北各地。那時磧口鎮三條主街十五條山巷的規模已經形成，三百多家店鋪招牌鮮亮，門面堂皇，每一個店鋪門首全都懸掛著大紅燈籠。平日里，這些街巷已經足夠繁華，而每逢五天一次的集日里，更是人如潮涌，摩肩擦踵，家家店鋪開門迎客，數不清的小商小販見縫插針，將各自的貨攤擺在街道兩邊的高圪臺上，各個小巷角落無不被擠占得滿滿登登。

到處是討價還價、叫買叫賣的市聲，到處是各種色彩與各種氣味的喧囂。那時的磧口，幾乎就是一個“不夜鎮”。拉運貨物的驢騾駱駝白天無法通行，只能趁夜出貨入貨，夜色中，牲靈走動的踢踏聲，各種粗細的鈴鐺的合奏聲，趕腳漢子們高一聲低一聲的吆喝聲，匯合在一起，撞碎了磧口人的清夢，也迎來了磧口一次次初升的朝陽……